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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云南商会历史探秘
文章类型:历史沿革 浏览次数:673 发布时间:2016-12-06 14:21:11


  云南商会的创建绝非偶然,而是在历史条件与社会需求下孕育而生的新兴商业团体,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百余年间,云南商会始终是云南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

  冲破地、人、物限制的新生

  商业团体

  在商会的演变起初,近代商人的组织经历了公馆、会所、行帮一系列的发展过程,而商人们在当时根据自身经济活动的要求,或是以血缘为依据,或是以地缘为纽带,抑或是以业缘为规则,结成了不同发展形式和程度的个体商人组织。

  最初由血缘而引出的家族产业为开端,继而演变成以地缘为需求的商业会馆。随后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及社会的需要,商业组织模式进一步扩展为由业缘构建而成的行业团体——行帮。

  但随着清末民初云南地区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商人资本也较前期更为雄厚,许多商人在省内、省外乃至国外遍设网点,要求实现自由竞争,缩短流通环节,因而与行帮制度的各种限制发生冲突。不少商人纷纷摆脱行规束缚,经营跨行业的其它商品或排开牙行直接购销商品。行帮因失去原有的约束力而逐渐瓦解。取而代之,一个新式的工商团体——云南商会终于在1906年清末时期应运而生。

  云南商会的创设绝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相应的社会基础。近代云南商会的产生是“一种自主选择与政府提倡相结合的结果”,早期云南的商人组织是近代云南商会产生的社会历史资源。云南商会——一个新的商业体制的出现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这一些旧式规则的限制,突破了由旧模式所引发的人、地、物之间联系的界限和局限,使商人之间由分散走向联合,由孤立状态,走向协调行动,使全省商人形成一个整体网络,让云南的商业成为一个整体模式,以全局运作模式代替片面的商业体制,商人由此得以改变以往的行帮、商帮或其他集团与个人形象,扩大了其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有效地打开商业经济发展之路,从而促进了云南本地商业的繁荣,为云南商业的发展空间带来了更好的推动作用。而云南商会成立的初衷也正是基于此理。

  新思潮、新技术拉动云南产业经济

  云南商会的建立也标志着云南地方商人群体的整合有了又一次更重要的发展。云南商人在超越血缘与地缘的羁绊,拆除行业藩篱的同时,也改变了以往行帮、商帮或其他集团与个人形象,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其功能优势为云南带来的益处也是多不胜数的。

  首先是兴商学、开商智。云南商会在本地创建许多实业学校,并从西方引进许多在中国不曾出现的专业科目——例如会计学和经济学等,积极传播更为专业的商业知识,并把之前不规范的经济学体系转变成一种井井有条的专业模式。同时,还打破常规地从很多偏远地区进行招生,从而培养出更多掌握跨代规范技术的专门人才,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商业知识的普及及影响,其次是云南商会积极发展实业,注重工商一体的发展模式。云南商会创办了许多相关新式实业工厂,勇于推陈出新,告别过去行会的老旧模式,结合一些新式的生产方式,并在管理体制及运营方式上大胆创新。例如,首届商会总理王鸿图就打破先例创办了云南首家电灯公司——耀龙电灯公司和首家水利发电站——石龙坝水电站等为云南带来巨大改变的实业企业。再次,商会维持和稳定了市场物价,保证了商品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防止了云南经济的衰退,并为云南经济的发展和商家的经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第四,云南商会在当时行使商事仲裁职能,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商品经济的顺利开展。据悉,在当时经济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有90%的经济纠纷案件都是由云南商会一手经办及调解,云南商会凭借其在经济知识方面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高效高速地解决了许多棘手的经济纠纷案件,在保护商人正当权益和维持正常的商品经济活动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在一定意义上商会还维护了民族资本家的权利和向外推广了当地民族产品。通过在全国和海外积极开展博览会,大力展出本地特产和产品,有效地打开了外地市场,从而将云南和外界联系在一起,使云南商品不仅走向了全国并走出了中国。

  亦商亦官,双重角色惹争议

  资产阶级工商团体本身也是一个动态构建的概念,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既有高度发展、较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工商团体,也有初具规模,复杂多样的资产阶级工商团体。而晚清的云南商会恰属后重结构特征,处于向更高级和更纯粹的近代工商社团的过渡行程中。而这一存在于外观上令人伤神的模糊特征,正是其内部新旧两种因素矛盾冲突、相互制约,处于旗鼓相当、对峙平衡状态的结果。

  早期云南商会从一开始便包含孕育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成为官府和商民之间的纽带和中介。鉴于云南商会成立较晚,在其成立之初,官方或官督的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官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某些方面对商会功能清晰的界定带来了影响。直至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商会虽然通过卷入和倡导几次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从其民办和自治的总趋势上看,云南商会封建官方色彩开始逐渐淡化,商办民间社团的性质日益明确。

  总体而言,介于封建官府和民办社团之间的云南商会亦官亦民,亦商亦官,“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的中介属性还是异常统一和完整的,变化仅在比例大小不同而已。

  从近代云南商会历史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末在云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下,贸迁于滇省的商人们不断进行着商人群体的重组与整合,最终选择了商会这一新式商人组织。尽管商会有同旧式行帮相妥协的一面,但商会的建立,标志着云南地方商人群体的整合又有了一次更为重要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云南地方商人不仅超越了血缘及地缘纽带的羁绊,而且也冲破了业缘的园囿。从而使云南商人改变了以往行帮、商帮或其他集团与个人形象,并开始以社团“法人”的新姿态,活跃于清末的历史舞台,并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

  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代云南商会在形式上赋予了商人组织一种开放性的特质,从而为云南商人建立一种开放的、国际化的商品经营意识提供了前提,也使云南商会在云南近代化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本文转自商务风,微信号:BusinessStyle,参考及节选了云南大学博士生刘鸿燕的研究论文《近代云南商会研究》、昆明市档案馆《民国云南省商会档案卷宗》、云南大学陈征平教授的《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云南大学罗群的《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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